半岛综合体育官网燕红忠：国家、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中西方国家发展的不同路径丨名家讲堂【8】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家的发展路径和经济表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然而，不同国家由于历史、文化、体制的差异，其国家能力建设和经济发展策略也各不相同。特别是在中西方国家之间，这种差异尤为显著。为此，本期名家讲堂邀请到上海财经大学燕红忠教授，通过燕教授比较分析中西方国家的发展路径，同学们将能够识别和理解不同体制、文化背景和历史经验如何塑造国家的发展策略和经济结构。

　　燕红忠是上海财经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人才项目”青年学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兼任中国经济史学会专委会副主任；中国商业史学会专委会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马工程”重点教材《中国经济史》《中国金融学》编写专家。燕教授主要讲授的课程包括《财经中国》《中国经济史》《中国金融史》《全球经济史中的中国发展：经典导读》《晋商文化与管理》《经济学原理、思想与方法》等。

　　《财经中国——国家、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中西方国家发展的不同路径》专题将从国家理论、国家形成的历史以及国家能力与经济增长三个方面带领同学们深入探讨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通过比较分析和批判性讨论，帮助学生全面理解这一关系，并培养他们的独立思考和分析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还需要密切关注国家政策、国际形势等重要因素的变化，以确保我们得出的是最准确、最客观的结论。同时，也需要注意到这种变化给全球经济和人类生活带来的深远影响，积极探索出更有效的经济发展路径和应对策略。

　　早期的国家观基本都把研究视角集中在意义上的国家。近些年来，一些经济学家向领域挺进，给国家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主要理论体系包括：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2000;2004）、奥尔森的匪帮理论（1995）以及巴泽尔的交易成本理论（1997；2006）。

　　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把经济学中的经济人(或理性人)假设移植到领域。公共选择即社会选择，社会选择是个人选择的集结。但由于个体行动存在外部性，需要集体行动来消除个体行动的外部性，并通过立宪才能确保社会稳定。国家不过是这种集体选择时的规则而已，只有实现了全体一致同意的规则才形成了国家。

　　奥尔森的匪帮理论：奥尔森的匪帮理论否认契约论者能够组织起庞大的公共物品提供，认为只有能够进行选择性激励的组织才能够提供公共物品。国家的形成不过是暴力作用下的结果，匪帮就是一个暴力机构，并有能力提供公共物品。匪帮可分为“流寇”和“坐寇”两种类型，“流寇”和“坐寇”都会对居民进行掠夺，前者叫抢劫，后者叫征税。坐寇逐渐演变成为国家。

　　巴泽尔的交易成本理论：个体之间在智力和运用暴力的能力上具有“比较优势”，从而使不同的个体之间的“交易” 成为可能。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个体受交易双方委托，成为专业实施者，以保护交易的顺利进行。专业保护者不断积累其权力，导致暴力越来越由专业化人员控制，于是国家和政府便产生了。但暴力的第三方实施者，既然拥有暴力比较优势，那就可能存在掠夺保护者财富的动机。因此，委托人如何控制专职保护者便是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

　　一，统一的中国和的欧洲。中国的历史于公元前221年的秦朝开始长期处于统一，的时间很短；欧洲的历史则是罗马帝国及其后的长期。戴蒙德的历史地理解释：统一和源自于地理环境。罗森斯塔尔与王国斌的经济解释：一个政权的大小取决于两方面的平衡，一是民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程度是否一致；而是提供所需的公共服务，是否存在规模经济。

　　二，战争与欧洲国家的形成。欧洲与中国的不同体现在领土小、国家多，一直在打仗。欧洲封建制的起源来自于欧洲的小国国家能力比较弱；君主为了打仗，就必须得跟地方的贵族进行交易；欧洲的封建制是一种土地和军事的交换制度。当战争的成本越来越高的时候，只有能够统治很大疆域的国家、能有效汲取税收的国家才能发起战争。从16世纪开始一直到19世纪结束，欧洲经历了这样一个从战争到国家建构的过程。经过不停的战争，最终形成了现代民族国家。

　　三，战争推动了欧洲国家的崛起。欧洲国家的崛起主要体现在战争和技术进度，战争、制造业和城镇的发展。Dincecco,M. Onorato(2016)实证研究了城市的避风港效应：频繁不定的战争使得城市相对农村更加安全，推动民众从农村移居到城市，也即城市充当了一个避风港(safe harbor)。因此，我们能够观察到战争与城市化率的正向关系。只有那些发生在农村地区的战争才会推动民众移居城市，而那些城市攻坚战不会导致城市人口增加。如果城市是一个安全港，我们就能够观察到战争越频繁，带有石制城墙的城市就越多。

　　四，中国国家发展的历史和理论：一种不同于欧洲的解释。目前的国家理论主要来自对欧洲历史的归纳和总结，中国国家建构不是一个很简单的线性过程，它有很多的波峰和波谷。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跟欧洲的历史很不一样，在很多时候甚至是相反的。

　　狭义的国家能力是指国家动员和汲取资源的能力。欧洲新财政史的观点将近代欧洲各国向现代财政转变时期的特殊财政制度定义为“财政军事国家”。和文凯(Wenkai He，2013)的研究认为，现代财政国家的主要特征是将集中的税收征管与长期国家债务联系起来的制度安排。通过市场调动长期的金融资源，从而提高了国家的财政能力。

　　纵观中国历史，过度征税往往是统治或治理失灵甚至崩溃的预兆。这些约束已经成为一把双刃剑，此外，对非正规地方税收的依赖和非官方工作人员的雇佣往往导致公共服务的私有化。诺思认为，一项合理的产权制度最终取决于一国的财政政策，或许正是财政制度的不同决定了一些国家兴起，而另一些国家则陷入了长期停滞。

　　战争尽管代价沉重，但是也衍生出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例如：城市化、技术进步与工业等。欧洲的竞争产生的制度并不比中国的大一统更优越。各国之间的制度有其历史渊源，并不是所有制度一定会殊途同归。

　　Dincecco,M.and Prado,M.(2012)的一项实证研究说明有两项关键的改革解决了各国政府面临的财政和主义等长期存在的国家能力问题。财政集中化和有限政府都提高了国家获取更多税收收入的能力。进而通过基础设施、行政能力等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更加积极的影响。

　　燕教授的课程提供了一个深邃的视角，以探讨国家能力如何塑造经济发展的轨迹，并比较了中西方国家在这一进程中的显著差异。通过精心的课程设计，不仅深入剖析了国家能力的理论框架，还通过比较分析、案例研究和批判性讨论，揭示了不同体制、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如何影响各国的经济发展策略和经济结构。

　　本课程强调了国家能力在促进经济增长、维护社会秩序、提升国际地位等方面的核心作用，并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和互动讨论，激发了同学们对国家发展路径多样性的深刻理解。Sufers不仅掌握了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之间复杂关系的精髓，还培养了批判性思维、独立分析和跨文化比较的能力，为他们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学术探索和职业生涯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中西方国家在提高国家能力和发展国家经济的路径方面存在较多差异，这些差异不止体现了国家的文化优势和特点，也反映了中西方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互动和相互依存。在未来发展中，各国应根据本国国情选择适当的发展道路，加强国际合作，共同为全球经济繁荣进步做出贡献。

　　这门课程不仅让我了解了国家能力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还让我学会了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分析问题。燕教授的讲解深入浅出，让我能够轻松理解复杂的概念。更重要的是，这门课程激发了我对国际关系和经济学的兴趣，我期待将来能够在这一领域深造。

　　燕教授的课程使我对MBA教育有了全新的认识，我深感自己不仅需要扎实的专业知识，更需要一种全球化的视野和批判性思维。在上海财经大学的这段时间里，我不仅收获了专业知识，更在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熏陶下，逐渐成长为一名未来领导者。

　　这段经历让我对未来充满信心，因为我深知我所接受的教育将使我能够在未来的职业道路上做出有意义的贡献。上海财经大学的学习为我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丰富的实践机会，使我能够应对各种挑战，实现自我价值。我相信，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我将继续发挥自己的优势，不断学习，不断提升，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门课程彻底改变了我对国家能力和经济发展的看法。通过深入剖析中西方的不同发展路径，我领悟到体制和文化背景对经济策略的影响深远。这一课程的讲解者燕教授以丰富的案例和深入的分析，让我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国家能力的重要性， 让我看到了体制和文化背景如何塑造经济策略。

　　国家能力不仅仅关乎政府的治理能力，更涉及到国家的战略规划和执行力。一个国家的全球化竞争能力不仅取决于其治理水平，更取决于其是否能有效地制定和实施全球战略。 这个观点使我认识到国家能力的核心价值，也使我明白了为什么一个国家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其经济状况，更取决于其整体的国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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