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综合体育官方网站花最多的钱挨最狠的骂——东京奥运会拉胯背后日本正在丧失什么各位好，之前《用一个词总结东京奥运会开幕式，那就是……》《北野武说东京奥运开幕式“丢人”，他算不算“日奸”》两篇文章写过之后，我曾许诺大家写一篇系统分析东京奥运会为什么会被办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文章，这两天为此稿一直在收集资料，今天终于把它写完了，呈现给大家。

　　自从东京奥运会那富于争议性的开幕式播出以来，对东京奥运会为什么会办成这样，有三种最为常见的误读：

　　一种是认为“这届观众不行”，既东京奥运会开幕式艺术水平很高，只是世界尤其是中国公众不懂得欣赏而已。

　　一种是认为“这届奥运倒霉催的”，既东京奥运会开幕式本来可以办的很好，但受到疫情影响，不得不缩小规模，搞成了现在这副模样。

　　还有一种，则说“人家办的很节俭”，既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为了“体恤民情”，以节俭为要，之所以没有十分亮眼的大型表演，是因为日本人不喜欢铺张。

　　这三种说法看起来似乎都很有道理，但我在仔细分析事件的前因后果后，发现其实它们都是似是而非的。

　　本届东京奥运会的失败的原因，在于日本一种曾经赖以崛起的制度，正在发生着朽坏。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朽坏，其实也是日本之所以对“失去的三十年”以及福岛核危机束手无策的原因。

　　2016年的时候，咱中国出过一部八集纪录片，叫《张艺谋的2008》，讲述了张艺谋从2004年雅典奥运会8分钟到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结束长达4年所经历的过程。

　　张艺谋回忆说，北京申奥成功后，文艺圈里一度传出一个谣言，说开闭幕式可能要打包，搞成春晚那种样子：组一个导演团，把当时能扒拉到的中国一流导演都拉近组里去，大家一起集体导演。

　　张艺谋说：“当时听到这个谣言，我都想退出了，我说那么搞就没意思了，不管多大的事，都有一些艺术规律是不能违背的。你说让五个导演都在这儿干，肯定会出问题，最后什么个性都没有了。”

　　不管08年北京奥运会最终呈现的效果你欣赏与否，你得承认张艺谋这句话是非常正确的：一个好的开幕式就像一个好的电影一样，必须是一个好思路的一以贯之。一个导演想明白了自己要拍什么，才能把有限的资金、时间和人力聚焦在一个点上打动观众。

　　所幸的是，北京奥组委没犯糊涂搞“集体领导”，而是采用了类似政府招标采购的导演竞标制，甭管你是张艺谋还是陈凯歌，都必须自组团队、自出创意，通过竞选评审，选上谁是谁。

　　可以说这种竞标制度，决定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表演的第一步就迈对了——自由竞争、选一个导演，让他独自发挥、自由呈现，钱才能花在刀刃上，呈现好的效果。

　　但出人意料的是，被张艺谋视为噩梦的那种“集体导演”模式，没有在北京奥运会上呈现，却在东京奥运会那里上身了。

　　从表面上看，东京奥运会当时拿出的这个导演团队确实是个“梦之队”，日本这个国家本来就不缺艺术人才，这个导演团队成员组又更是优中选优，各个履历都牛的不得了。

　　担任奥运会开闭幕式总导演的是山崎贵，是日本电影导演大师，尤其擅长视觉特效（你可以把他想象成日本版的张艺谋），《永远的三丁目的夕阳》、《寄生兽》、《镰仓物语》、《哆啦A梦：伴我同行》等都是他的导演作品，拍一部火一部，这个人确实是日本电影界能给奥运会贡献的最佳答案了。

　　排名第二的野村万斋，日本演员、著名狂言师和狂言导演，在日本被誉为未来人间国宝。大部分国人知道他是因为电影《阴阳师》，他的安倍晴明至今无人能出其右。

　　排名第三的佐佐木宏是日本最著名的广告导演。同时兼任软银、三得利、丰田和ANA等多家日本企业的广告设计总监，他监制的广告少说也有2000部以上，被称为“日本最忙的创作家”。

　　还有担任舞美的MIKIKO，是日本著名编舞师，对现代舞有诸多创新，日剧《逃避可耻但有用》中那段火爆全网的宅舞，就是她设计的。

　　负责脚本的川村元气，日本著名电影制作人和小说家，新海诚的火爆作品《你的名字》的制片人就是他。

　　负责音乐的椎名林檎，日本著名女歌手，乐团“东京事变”主唱。凭借独特的嗓音和优秀的音乐作品在音乐圈广为认知。

　　就像老谋子说的，想导一个好的开幕式，光凑一堆牛人是不够的，必须有一个人做头，“大主意”要由他来拿，其他人给他敲边鼓才行。

　　与张艺谋的团队指导北京奥运会捎带手也把残奥会包办了不同。从最开始的任命中，山崎贵所负责的就只是东京奥运会的开闭幕式，残奥会的开闭幕式则被分了出去，给了佐佐木宏，而在这两个人之上，日本人居然别出心裁的搞了个“总括导演”，让野村万斋去当。

　　山崎贵导了、但没全导，其思路要受同僚佐佐木宏和“上司”野村万斋的掣肘，要钱要物都要跟两人商量。

　　真正相当于张艺谋地位的人物，其实是野村万斋，但这个人却又像日本天皇一样是“统而不治”的，具体导演事务不归他管，只负责在山崎和佐佐木之间“总括（和稀泥）”。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比张艺谋所害怕的“集体导演制”更糟糕的日式“分权导演制”。戏还没拍，导演的权力已经被拆的稀碎，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有人在这个体系下真正自由发挥灵感。

　　在书中，俞天任老师指出，自明治维新以来，真正统治日本的，其实既不是统而不治的天皇，也不是轮换如走马灯的首相。而是遍布日本政府各个层级的“事务官”们，或者简称他们是官僚。换而言之，日本无论战前还是战后，骨子里都是一个“官僚国家”，国家治理好坏全看官僚制运行是否健康。当运转良好时，日本就明治维新、国运蹭蹭往上涨。可是官僚制一旦发生腐朽衰败，国家立刻就不行了。

　　日本战前曾经吃过一次亏，当时是军国主义暴走，从文官手中夺了权。战后，日本文官精英靠美国人撑腰，从军人手中拿回了权力，一度在指导日本国民经济当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造就了不亚于明治维新战后崛起。可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日本官僚们的背字儿又来了。

　　美国那边里根总统上台后，推行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按照里根名言说，就是“政府不是解决一切问题，政府就是问题本身。”

　　这一套在美国运行，确实是通行无碍的，因为美国的经济系统从来就是一个自下而上生长的。但到了日本这边就有点拉胯了，因为日本大量企业原本就是在政府的扶持甚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新自由主义一推行，政府从指导层面退出，企业反而要代为包办很多问题，这就相当于要哺乳的母亲和孩子的地位互换，让孩子抱起母亲哺乳。

　　日本政府原先为了方便指导和扶持，极力鼓励企业之间进行兼并、联合，培植了这种巨无霸企业（既“大手”）。

　　日本的“大手”在战前其实就已经在政府的扶持下成为垄断企业了，战后日本“国父”麦克阿瑟一声令下，三井、三菱、住友等传统大手企业被拆的七零八落。可是日本战后崛起的的时代，在政府主导经济的有意扶持下，一批新大手重新崛起。到日本经济的黄金时代，再次成为了各行各业中的巨头。

　　而到了上世纪80、9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的理念下，政府开始逐渐削弱自身职权，要把原先的部分职能“外包”给企业了。

　　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中，这好说，有一堆企业可供政府挑选，但日本的情况是，往往某个项目，整个日本只有一家企业能接住政府抛下来这个盘子，政府（根据新自由主义）又管不了这个企业，所以只能由着企业漫天要价，用纳税人的钱中饱私囊——这个场景，跟当年日本军队尾大不掉，反过来绑架政府、要挟官僚系统，是非常相似的。

　　当时负责福岛核电站的东京电力公司处理相当之扯淡，小事故硬生生闹成了大事故，大事故硬生生拖成了一场灾难。汹汹之下的，政府本来应当重重的责罚这家公司，可是板子高高举起，却轻轻落下。东电几个头头鞠了个躬，就平安的躲过了这一劫，反而拿到了政府的不少资助。

　　为什么呢？因为东电公司大的实在吓人，它是日本收入最高的电力公司，也是全球最大的民营核电商。截止到2010年3月底，公司销售总额为5万亿日元（约4000亿元人民币），工作人员有5.2万人，承担着东京都及其周围八个县的电力供应。把它整垮了，全日本六分之一人口的供电都会成问题，损失不可估量。与这个巨无霸相比，日本中央民选政府手上那点权少的可怜，真撕破脸，东电公司顿时可以化身叶良辰，分分钟让内阁解散、首相下台、政权轮替……

　　那怎么办呢？没办法。政府明知道东电公司高层僵化腐朽，是典型的“僵尸企业”。行动效率极为低下、事故处理能力本身就是个事故，还是不得不给钱给政策，让这个企业自己去收拾自己留的烂摊子。还得不管好赖，都在旁边喊666，强装处理结果很完美。这就是为何福岛灾后处理被人广为诟病的原因所在。

　　电通集团（Dentsu Group），成立于1901年，总部位于东京。前身为“日本广告”和 “日本电报通讯社”。二战后在日本政府的指导之下，改为专营广告代理，并在泡沫年代最终成长为全球最大的独立广告公司。

　　在日本，想拍电影、搞综艺、办娱乐节目、联系艺人……所有所有这一切活动，都需要通过广告公司搭台，而这个广告公司，在多数情况下又专指这个日本电通。所以你能想象该公司的能力有多么逆天了。

　　于是奥运会开闭幕式，几乎毫无悬念的成为了电通的禁脔。在谁来当东京奥运会导演这件事上，名义上虽然东京奥组委有最终决定权，但日本电通的意见也是很重要的，该公司不点头，总导演屁也导不了。

　　那么电通是怎么想的呢？电通觉得山崎贵这个导演是东京奥组委竞聘过来的，再能干也是个外人。而那个佐佐木宏，不仅是电通的老员工，社内广告导演里的“头牌”，更是现任电通“代表取缔役”（董事长助理）高田佳夫的同级。

　　让他来当导演，不仅能让电通挣足面子，也方便公司日后接单——让奥运会导演给你设计广告，甲方爸爸你爽不爽啊？

　　可问题是，佐佐木是个做短片导演的，导个东京八分钟已经是他的极限了。导奥运会这种大场面，他驾驭不住。驾驭住了也比不过山崎贵，那怎么办呢？

　　于是经过奥组委和电通公司的反复扯皮，最后就搞成了“导演团”公布时的那个样子。让山崎去导奥运会开闭幕式，让佐佐木去导残奥会，两个人共用同一个奥运会人力物力的“资源池”却互不统属，上面再给你们加个“太上皇”野村万斋“节制诸军”。这么一伙看似很牛叉的导演“梦之队”就稀里糊涂的出发了。

　　窥一斑而知全豹，东京奥运会这种制度设计的拉胯，就是日本曾经高效的官僚体系失能，反而被其一手豢养起来的“大手”绑架的结果。

　　对这样一个叠床架屋、互相牵制的“导演团”，感到最不爽的当然就是山崎贵。2018年导演团阵容公布后没多久，他就决定撂挑子不干了，给出的理由是自己的导演档期调不开，他要忙于指导自己编剧的《哆啦A梦：伴我同行2》（该电影在今年刚好上映了）。

　　这个理由显然就是个借口：导演档期调不开？那你早说啊。当初你山崎贵可是自己报名竞聘这个东京奥运会的总导演的。何况一部哆啦A梦的剧场版和一场奥运会的开闭幕式，究竟哪一个更能在自己的导演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这个山崎贵总不会掂量不清吧？更别说有媒体爆料，山崎在任命公布前，其实早就把《哆啦A梦：伴我同行2》的指导托付给了好友八木一龙——下家都找好了，就是为了全力执导奥运会开闭幕式。

　　可是一看公布的导演班子，再一去“导演团”试了试水，呵呵，山崎贵立马就见微知著了：导不了、导不了，那啥，我还有事儿先撤了，你们慢聊。

　　谁来顶缸呢？日本人是最讲究论资排辈的，那按照资历来说，山崎走后腕儿最大的就应该是野村万斋了。

　　可是野村万斋真不是那块料。我们前面说过，他是日本国宝级的狂言师，狂言是日本四大传统戏剧之一，也算国粹。高雅是高雅，可是这玩意儿跟开幕式之间差距实在太大了。东京奥运会之前请野村万斋当这个“总括导演”，其实仅仅是因为他腕儿够大，能调和山崎和佐佐木两人的矛盾。

　　想象一下，假如北京奥运会张艺谋撂挑子了，你临时把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先生请来，说您赶紧给我们弄个开幕式，你觉得梅先生能被赶鸭子上架吗？

　　也真难为这个野村万斋了，山崎前脚辞职、他后脚刚一接任，奥组委就要他提整个开幕式的整体思路。野村此时估计都心里骂娘，提思路？提啥啊？我本来不是被请来镇场子的么？怎么一转眼轮到我上了？

　　然后他紧急提了一个：东京奥运会、残奥会将以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的灾后复兴为主题，体现镇魂与再生。

　　这个题目当时看其实就不咋靠谱，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确实很惨，但到2020年，时间都过去快十年了，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开幕式上领着全世界人民悼念大地震亡魂真的好吗？况且“镇魂”是什么？这概念估计也只有能看狂言的日本文化死忠粉才能理解。野村显然没从他狂言师的身份中走出来，想清楚奥运导演该做什么。

　　可是，诡异的是，这个主题提出来，大家却都不好说什么。因为给死难者镇魂，这在日本是绝对正确的。于是大家都放任野村去搞，给了他整整一年多时间，按着“镇魂与再生”去想方案。

　　这个过程肯定难为死野村了，因为包含各种现代声光电的奥运开幕式和传统狂言戏剧，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所以磨蹭了两年，野村最后拿出的方案，是一个非常“古朴”，而且手段极为笨拙的构想。而且更关键的是预算严重超支，东京奥组委原本已经给了电通公司一百多亿日元去做开闭幕式。野村的方案最终算下来，居然还要再追加至少20亿。

　　这个又笨又费钱的方案报到国际奥组委那儿，洋老外自然大摇其头。报到东京奥组委那里，时任奥组委主席的前政客森喜朗处，森喜朗直接一拍桌子：这都啥玩意儿？你，总导演别干了，改去当顾问吧！

　　很多论者在说起这一段时，都觉得森喜朗这个老官僚在这里粗暴的打断了野村的构想，让奥运会开幕式的最初版折戟沉沙云云。

　　但在我看来，森喜朗的这个决定，做的不是太粗暴，而是太晚了——想当初山崎贵辞职的时候，日本就不应该让野村万斋去接手他留下的摊子，野村既没有这个能力，思路上也不是一个合格的开幕式导演。东京奥组委这时候本应该做的是力排众议，赶紧全权委任一个新的电影导演——张艺谋请假，你让陈凯歌、冯小刚、李安上啊，你怎么能把工作都推给艺术顾问梅葆玖呢？

　　可因为东京奥组委的懒政，让专业不对口的野村整整干了两年“张飞绣花”的营生，空耗了无数光阴钱粮之后，总算想明白了，给他安排了一个最合适的职位：文化顾问。

　　野村下课的时候，已经是2019年6月，按说这时候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基本已经没救了：还有一年就要开幕，连个靠谱的计划书都还没有，这咋演啊。

　　东京奥组委给她下达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几个月内，搞定野村一年多都没干好的事儿，拿出一个能通过的开幕式方案。

　　要说MIKIKO这人，也真的把日本社畜的“加班之魂”发挥到了极致，领命之后跟其团队加班加点，总算赶在时限截止前拿出了一版让各方都满意的方案。

　　前天（2021年7月28日），日本著名杂志《周刊文春》通过多个渠道拿到11版共计1199页的开幕式内部台本，时间从去年4月至今年7月。

　　应当指出的是，这个方案，最终被拿出来时，已经是2020年4月，当时新冠疫情已经爆发，东京奥运会已经在准备延期。而从MIKIKO方案中，我们可以看到，计划中的东京奥运会，场面是宏大的，节目精彩的，总体基调是欢快而充满现代感的，并不存在我们帮日本后来设想的“因为疫情，所以一定要‘物哀’”的思路。

　　这个方案报到国际奥委会那里，国际奥委会龙颜大悦：很好，就这么拍，赶紧的。甚至赞叹“能准备到这个地步真是不容易”。虽然之后需要加入有关抗疫的内容，但当时基本所有相关人士都认为只要在这版的基础上添加内容就可以了。

　　如果说野村万斋唯一的优势，就是腕儿足够大，那么MIKIKO唯一的劣势，就是她腕儿实在太小。小到这个体系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跟她施压，在开幕式这场表演中添加自己想要的东西。

　　先是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找到了她，表示要给日本著名歌舞伎演员市川海老藏安排个节目，理由是海老藏2020年刚刚升为其剧团的团长，而作为朋友的森喜朗想让他上台，作为庆贺的礼物。

　　而后是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提了要求，说东京为本届奥运会出了这么大的力，不表现一下不够意思吧？点名要给日本消防和建筑工人安排个节目（其实是因为这两个行业都是小池着力拉拢的票仓）。

　　再后来，刚刚当上首相的菅义伟也发话了，说日本是个多民族国家么，开幕式上一定要有表现冲绳风情的节目（其实是因为菅义伟当过冲绳观光担当大臣，需要借此投桃报李）。

　　从《周刊文春》公布的台本善变里，你可以看到这些上层来的“建议”一点一点打乱了MIKIKO版开幕式原有的叙事逻辑。

　　最终，MIKIKO发现，再加上有关疫情的节目，开幕式有限的时间和资金，已经不够她讲好这个故事了。

　　从上层对MIKIKO方案的频繁插手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政坛目前正在流传的那种积弊：代议制赋予家权力的本来目的，是让他们通过协商完成群体利益的最大化。

　　但在日本眼下这些政客的操弄下，变成了赤裸裸的交换游戏——政客通过许诺私利获得支持，上台后就用自己的手上的公权力公器私用，报答当初的“天使投资人”，至于他们公器私用的结果会不会损害国家的整体利益，这一点却是没人管的。

　　他们所关心的只是MIKIKO这样的人资历够不够硬，能不能顶住他们揉捏，如果顶不住，那么所有人都会扑上去占一点便宜。因为你不占，别人也会占，这是一出公地悲剧。

　　可是，这些因素还都不是对MIKIKO最为致命的问题。最为致命的问题，还是之前提到的那个气走山崎贵的理由——电通这个“重要参（jiao）与（shi）方（gun）”。

　　前文说了，电通作为包揽了东京开闭幕式的“承包商”，一直把这块肥肉视为自己的禁脔。想扩大“自家人”佐佐木宏在“导演团”当中的权力。MIKIKO接任策划负责人并且把台本搞得差不多之后，电通觉得让佐佐木更进一步的机会来了——反正这是个软柿子，大家都能捏一把，我凭什么捏不得？更何况，她还是个女的（在歧视妇女情绪严重的日本，MIKIKO这个身份非常要命）。

　　于是电通开始向东京奥组委施压，要求撤换MIKIKO，森喜朗和小池百合子这帮人，没有一个愿意拦着，MIKIKO对自己原有方案的维护，本来就得罪了这些人，现在好了，有了企业方的助力，他们更可以光明正大的开掉MIKIKO了。

　　于是2020年5月，在事先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佐佐木的那位同期、电通董事长助理走进MIKIKO的工作室，很客气点的告诉她：“你最近辛苦了，现在奥运会既然延期一年，那你可以暂时休息一下了，让佐佐木宏暂时代替你做一段时间吧。”

　　让下属尤其是女下属临危受命，承担主要的工作，临到工作完成的差不多时，再让上司尤其是男上司出来“摘桃子”，拿走本应属于前者的荣誉，这样的剧情在反应日式职场黑暗的日剧中似乎屡见不鲜。

　　真的是让人感到无话可说，我们只能猜测，在电通这种已经垄断娱乐业的日本大企业中，类似的欺压、潜规则、上层和权力者的中饱私囊，是否已经成为了一种见怪不怪的常态。

　　他说，在他接任总导演后，曾经询问财务，奥运会、残奥会四场仪式的总经费还剩下多少，结果会计说只剩下10亿日元了。这句话把佐佐木吓了一跳，因为作为执导过“东京八分钟”的导演，他知道光那个八分钟就花了13亿日元，如今资金只剩下了10亿（后来东京奥委会又追加了35亿），够干什么的呢？

　　当然佐佐木这些话，被很多人认为是在为自己的失职开脱狡辩，因为奥运会的筹备工作，在轮到他接受时已经被MIKIKO完成了约80%，如果佐佐木真的想省钱，他沿着MIKIKO的思路继续把工作做完，就是最省钱的方式了。

　　但是佐佐木的抱怨，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东京奥运会的烧钱速度，确实是非常惊人的，而且钱几乎都花在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地方。

　　前文说过，由于“新自由主义”模式下政府缩小职权，导致日本政府既管不住这些巨无霸企业，又不得不把工程承包给这些企业，于是就给了电通等企业肆意妄为的空间。

　　从政府那里“转包”过来奥运会的各项工作之后，这些“大手企业”也并不真的干活，而是坚持只做工作的“中间商”，把各项工作分解、转包过去，根据日媒的爆料，从电通接手、到分配给真正干活的一线小企业，中间往往要经过六七层的“业务交接”，每一层的企业都会以“管理”之名抽头，结果就导致了筹备工作不仅做的慢，而且价格高的惊人。

　　去年，东京奥组委曾经委托电通开发一个疫情情况跟踪的APP，这个APP在中国可能就是一个微信小程序就能搞定的事情，你知道电通要了奥组委多少钱吗？要了73亿日元……

　　另外，各大能从奥运会分一杯羹的公司半岛综合体育官网、甚至东京奥组委本身，也趁着这个项目人傻钱多疯狂加高自己员工的薪水。前不久，内部人员向媒体爆料，说参与奥运会的一些人工成本高的惊人，有些“奥运职员”一天的酬劳居然高达35万日元，大约是两万人民币……

　　这样的报道很自然的引发了民愤，因为此时的日本普通人，正在因新冠疫情影响而大量失业。而这些人居然如此惊人的浪费着纳税人的税金。于是公众催促有关方面对此一查到底，看看钱都哪里去了。可是查着查着，熟悉剧情就上演了：

　　今年6月7日上午9点30分左右，日本品川区一名50多岁的男性跳轨身亡，警方随后证实，此人就是奥委会会计部部长森谷靖。

　　森谷靖的死让此前奥运会巨额的已用花销去向成了个难解的迷。诚然，在日本审计制度下，公然直接tw奥运会款项是很难的，但是像上述事件一般，通过层层转包和给“工作人员”开出奇的高工资，类似的“间接tw”在本届奥运会上一定不少。

　　总之不管原因为何，最终结果是：奥运会开闭幕式的专项款，到了佐佐木宏手上时也就只剩了这10亿日元。

　　而佐佐木还是个很心高气傲外加大男子主义的家伙，本来就不愿意拾MIKIKO的牙慧，更何况他的上台是带着一堆“海老藏桑要上台”“必须有东京建筑工人亮相”的任务来的。他能想到的唯一方法，就是大量删减MIKIKO本来做的已经非常成熟的节目，以节省最后的那点尾款，然后加上一些自己的创意。

　　这就导致了整个奥运开幕式策划过程中最惊人的一次浪费。也让开幕式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样子。

　　当然佐佐木有他的理由：奥运会必须要节约——可问题是，这样搞下来，真的一点都没有节约，钱不是省下来了，而是被折腾光了。

　　去年底的时候，上任后一直为缺钱发愁的佐佐木宏突然跟下属说：他想到了一个又省钱、又幽默的创意。

　　属下问他是什么。佐佐木说可以让渡边直美（日本著名女星，以胖闻名）扮成一头猪，从天而降，落到地上之后把伪装一撕，现出渡边直美的真身。

　　导演，您是认真的吗？让一个以胖闻名的女性扮成猪出场，这个点炮简直一炮三响啊！肥胖人士不会怒吗？女性不会怒吗？穆斯林不会怒吗？

　　佐佐木宏说：笨啊！奥林匹克（Olympic），奥林pig（Olympig）么！怎么样？幽不幽默？

　　然后这段奇葩发言就被捅给了媒体，再然后佐佐木宏就光速辞职了，辞去了他苦心挣来的奥运会总导演职务。

　　原因是森喜朗在有次开会的时候不是哪根筋搭错了，突然说“有很多女人参加的会议就是浪费时间，有一个人举手你们就都想发言。”

　　到了7月22日，距离开幕式仅有一天时，接盘佐佐木宏任导演的小林贤太郎也因曾发表嘲讽犹太的言论而被辞退。

　　1946年东京审判的时候，原本应当作为甲级战犯受审的大川周明在上庭时突然发疯，拍打坐在他前面的东条英机的脑袋，被诊断为有精神病，因而逃过一劫。很多日本人都说大川周明其实就是装疯。

　　而当奥运会开幕式筹办的闹剧进行到最后一幕时，有点怀疑类似的剧情是不是重演了，看到开幕式已成烂摊子的责任人们在通过各种“岔子”让自己提前卸任，避免在任上挨骂。

　　很多人看了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后，误以为日本此次是下决心“节俭办奥运”，但实则不然。照目前的趋势看，本届东京奥运会可能是有史以来最烧钱的一届奥运会：2013年申奥成功时，东京奥运会的总预算原本只有73亿美元，可是这些钱花着花着就不够用了，东京奥组委2020年6月公布的数据，是目前已近花费165亿美元，有预测显示，等到奥运会结束后，总花费可能会达到惊人的260亿美元以上。

　　最观点的是，其他奥运会花钱好歹花的有个响儿。东京这么多钱砸下去，大家似乎连个水漂都没看到——这钱都花在哪里了？难道是奥运村那简朴的纸板床上吗？

　　其实纸板床也不便宜，据日媒近期爆料，这玩意儿据说每个要花15万日元——一万块人民币买一张纸板床你敢信？

　　开幕式播过之后，日本著名导演北野武，曾经直言这届开幕式办的实在太难看了:“能不能把钱还给纳税人。”此言一出获得了日本网友的数千条点赞，可见说出了日本民众的心声。

　　通观整个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筹备过程，好的导演、好的创意、充足的资金、充足的时间、过硬的技术，日本其实一样都不缺，反而可以说过剩。

　　正如《谁在统治着日本》所言，一套高效、极度精英化的官僚体系曾经是日本实现国家快速崛起的秘诀，明治维新和战后重建时代，日本精英与商业精英们曾经两次通力合作，促成了这个岛国两次从无到有的惊人崛起。

　　可是，时至今日，这两群精英的关系已经不再是彼此合作，变成了彼此绑架、深度抱合——东电、电通这样的被政府一手喂大的垄断性企业，不惜扭曲大型工程原有目的和准则，为了谋求自身的盈利服务。

　　日本原先指望承办奥运会是笔赚钱买卖，带来上万亿日元的经济增长。可是疫情的突然爆发，让东京奥运会成了彻底的赔钱买卖和“存量争夺”。

　　而在经济增量不足，企业围绕存量进行厮杀的“内卷时代”，失能的官僚系统与暴走的垄断企业所进行的掠夺，就更显得尤为扎眼和令人发指。

　　而人类总是敏感的，就像今天中国青年喜欢考公务员一样，日本的年轻人们也将挤进这些“大手”作为最热门目标。

　　所幸，日本的媒体还是自由的，在《周刊文春》等媒体的努力下，电通与东京奥组委的各种迷之操作被曝光给民众。媒体的曝光，总是反思的第一步。

　　但问题是，这样的曝光在日本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日本崩溃的这三十多年中，类似的事件屡见不鲜，日本媒体一次次曝光、反思，却又归于沉寂。这个国家真的还能通过反思，找到这个难解之症的解决之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