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建筑导报 NO213 深圳遗产：基于批判遗产研究的思考批判遗产研究（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为反思深圳遗产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机会。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在建设与破坏、破坏与保护的动态辩证过程中，深圳诞生了一系列具有深圳特色的遗产话语，也因此产生了独特的遗产类型，如城中村、工业遗产、红树林、深港口岸、二线关等。在批判遗产研究的视角下，深圳不仅不是遗产的荒漠，反而成为遗产的沃土。深圳遗产在深圳语境下被讨论、被定义、被创造，因而具有深圳性，体现了开放包容的价值观。

　　与遗产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和工作——研究、保护、旅游、宣传等，已成为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城市竞争力和吸引力的长远发展。深圳政府近年来高度重视遗产保护工作，出台了大量政策、法规、研究报告等文件，也推动了许多遗产保护和城市更新项目，例如南头古城、大鹏所城等，深圳的历史文化氛围日渐浓厚。同时，得益于许多专家和学者的发声和呼吁，深圳的悠久历史和本土文化也更广泛地为人所知。但是，深圳的城市基底毕竟是改革开放后快速建设的产物，并未被国家认定为历史文化名城，与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相比，遗产保护工作仍然缺乏系统性，整体上仍然显得遗产匮乏。在横向比较的语境中，深圳 “文化沙漠”的刻板印象仍如影随形。

　　的确，遗产需要时间的沉淀。但遗产与时间的关系是否必然是一种线性相关，或者说，遗产的数量是否必然随着时间累积而稳步增长？深圳作为一座年轻城市，还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拥有足够丰盛的遗产？深圳在遗产领域是否必然是一个追随者？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或许，遗产与时间并非线性相关，因为遗产可能在某个时间点如生物大爆炸般突然迸发；深圳也不必在遗产领域亦步亦趋，而是通过更新遗产观念，实现弯道超车。

　　近年来国际上方兴未艾的“批判遗产研究”（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为遗产观念的更新提供了一种视角和机会。批判遗产研究的对象是传统的遗产观念，即将遗产视为物质性实体，将遗产保护视为技术性工作。批判遗产研究强调从现有遗产保护理念和制度框架之外，重新定义和解释遗产。一些代表性学者，包括史密斯（Laurajane Smith）和哈里森（Rodney Harrison）等，进行了许多开创性的研究。在哈里森看来，遗产是以当下为中心对过去的选择性呈现和阐释，因此，遗产的定义必然与当下的种种息息相关。史密斯认为，遗产是动态的过程，而不是静态的结果，其本质是一种话语建构，因为遗产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被特定主体创造出来的。围绕遗产进行的一系列讨论、争论，包括谁来定义遗产、谁来保护、为谁保护、为何保护等问题所涉及到的遗产背后的权利关系，才是遗产最重要的内容。因此，批判遗产研究的使命就是不断批判和修正占主导地位的“权威遗产话语”（Au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在这种颠覆性认知的基础上，哈里森吸收当代哲学的一些观点，提出更为全面和平衡的遗产观念，认为遗产在话语之外，无法摆脱其物质本体，是一种关系的聚合。当代的遗产观念应强调更广泛的连接性，包括人与人的连接，人与物的连接。因此遗产成为一个对话的载体——不同的主体，无论人与非人，包括国家、社区、个人、动植物、自然环境等，可以通过遗产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或表达自己的身份。这种遗产观念体现了当代主流的多元、平等价值观。基于此，遗产保护不应局限于由官方和专家主导的技术性工作，因为这种工作实际上排除了普通人及其他主体的参与。遗产保护的首要工作是搭建“混合论坛”（hybrid forum），让各种相关的人和物，均有机会贡献自己的观点与行动。

　　史密斯和哈里森均来自澳大利亚，或许并非巧合。澳大利亚处于西方文化的边缘，同时也是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碰撞的前沿。特别是东方文化和澳洲土著文化所保持的天人合一、物我一体、万物有灵等观念或许促进了澳大利亚的西方学者对西方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边缘有机会成为文化交流的前沿。边缘因此不仅受到中心的影响，同时还可能产生对中心的批判性，成为一个“批判的边缘”。

　　深圳相对于中国，与澳大利亚相对于西方，具有相似的地缘关系。深圳曾经是古代中国的边疆，逐渐成为一个海防要塞，而近代以来，因毗邻香港，而成为中国与西方接触的前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深圳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对外开放的窗口。中国通过深圳接触西方的知识、技术、制度和理念；而外国人通过深圳进入中国内地，通过深圳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在中外思想和理念的交流和碰撞中，深圳诞生了一批改革者，包括蛇口工业区的缔造者袁庚和深圳大学的首任罗征启等。他们在中国的体制框架下，探索改革的出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深圳成为一个重要的“批判的边缘”。

　　因此，具有边缘性和批判性的批判遗产研究与深圳有内在的契合。批判遗产研究为重新思考深圳遗产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参照。深圳作为“批判的边缘”，大可不必在“权威遗产话语”的框架下亦步亦趋半岛综合体育登录入口，相反，有可能借助批判遗产研究理论，另辟蹊径，在遗产领域先行先试，展现后发优势。

　　如哈里森所言，遗产是过去与当代的连接，一切值得珍视的过去都是遗产，而破坏和失去往往会激发某种对过往的珍视。小到一座建筑，大到城市格局，在快速的城市发展进程中，都可能成为被破坏的对象，也同时可能成为被保护的对象，因而成为一座城市独特的遗产。可以说，没有破坏，就没有遗产。这种观念对思考中国快速城市化语境下的遗产具有重要启发。反观深圳，四十年的建设史也伴随着四十年来对原有建成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改变和破坏，在建设与破坏、破坏与保护的动态辩证过程中，深圳诞生了一系列具有深圳特色的遗产话语，也因此产生了独特的遗产类型，如城中村、工业遗产、红树林、深港口岸、二线关等。这些遗产与深圳独特的地理和历史密切相关，蕴藏着一系列辩证冲突关系：与海洋交接的滨海地貌、古代与现代的历史断裂、深港地缘关系等。这些具有深圳特色的遗产类型都是在被破坏的过程中又被认知和定义为遗产。因此，深圳遗产应该在这种辩证关系中被定义。从这个角度来看，正因为深圳的快速城市化蕴藏了破坏与保护的巨大张力，遗产不但不匮乏，反而有可能更丰富，甚至有可能产生许多新的、未定义的遗产类型。

　　回顾深圳的城市发展史（包括建筑史、规划史、城市建设史），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深圳的城市发展吸收了许多国际先进知识和经验。这一点在许多独具特色的城市片区中有鲜明体现，无论是华侨城和蛇口对新加坡规划的借鉴，还是福田CBD对纽约的借鉴。但反过来想，深圳的城市发展历程为世界贡献了什么新的知识和经验？或许最有价值的部分并非自上而下的规划，而是自下而上的生长。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深圳的城中村。城中村并非单一规划的产物，而是时间层叠、持续演进的城市空间。因此，城中村并非显性知识的产物，但却蕴藏着潜在的、待发掘的知识——关于高密度城市的宜居性、多样性、公平性的人居智慧——这对未来的城市发展有重要的潜在借鉴意义。正因此，有学者说，城中村是来自未来的遗产。也正因此，城中村是深圳历届双年展绕不开的城市话题。

　　城中村成为遗产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话语建构过程。深圳官方、民间及学术界对城中村的认识和态度一直在发展。城中村与深圳的城市建设相伴相生，一直在为深圳打工人提供容身之处——城中村容纳了一半以上的深圳人口。城中村因几次“抢建”，层数和密度大幅提高，发展成今天的高密度形态。城中村起初被无视，甚至并没有“城中村”这个概念，之后一度被认为是城市毒瘤，藏污纳垢之地，政府与社会文化精英对其恨不得铲平而后快。直到2000年之后，得益于许多学者的研究和宣传，官方对城中村的态度才发生了较大改变，开始承认城中村是深圳不可割舍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深圳的社会生态系统稳定和经济韧性有重要价值。2019年，深圳政府发布《深圳城中村（旧村）综合整治总体规划（2019-2025）》，标志着对城中村的大拆大建基本结束，未来将对城中村进行逐步改造，不断提升其环境与居住品质。（图1）

　　围绕城市核心区的几个城中村曾产生巨大争议，特别是大冲、白石洲、湖贝等。在这些争议中，来自民间的专业和公众力量有机会发出声音，与占主导地位的政府和开发商形成一种对话和协商机制，实现了哈里森所谓“混合论坛”的遗产保护方式。例如，2016年，一批建筑师、文化学者、艺术家共同发起的“湖贝古村120城市公共计划”是民间广泛参与城市更新的典型例子，其核心诉求是要求开发商在改造中保留具有500年历史的湖贝古村。这一行动得到了开明官员、专家院士等各界精英的关注和支持，从而改变了政府和开发商原有的改造计划。遗憾的是，古村居民，特别是作为流动人口的租户在这一行动中并未被纳入这个“混合论坛”。尽管他们因此行动而有机会发声，表达了自己不希望搬迁的诉求，但仍然是处于被动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只是被调研的对象。这种“混合论坛”的本意就是希望各方力量有均等的发声机会，特别是遗产的具体使用者，应该被更多赋权——他们的权利不必来自某种“实力”，而应来自多元、、平等的价值观——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是所有人参与创造的，应该让更多人参与分享。

　　改革开放早已成为重要的国家记忆，改革开放史受到了官方的高度重视，但中国遗产保护领域的专业实践仍聚焦于古代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几乎没有能代表改革开放历史的当代遗产，说明在权威遗产话语体系中，“历史悠久”和“传统风貌”仍然是首要的价值评估标准。在现阶段的城市发展中，古代遗产更容易得到政府和公众的重视，其保护工作也因而显得更为紧迫。

　　深圳缺乏古代遗产——尽管有南头古城、大鹏所城等古城或古村遗址，但实物遗存往往质量一般、数量有限，在传统的遗产话语体系中，难以被赋予重要意义。而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后的速生城市，本身就是一座改革开放史博物馆。深圳的每一条路、每一座建筑、每一个空间都承载着特定的改革开放历史记忆，例如路边、公园里的大家乐舞台，曾经是深圳打工人的主要街头娱乐空间。这些空间如今并不起眼，但如果加以适当设计改造，或许能成为重要的空间遗产。因此，深圳应当积极推动改革开放遗产的研究和保护，系统梳理改革开放遗产，在这一空白领域做出有益探索。

　　如何系统梳理深圳的改革开放遗产是一个首要课题，这需要重视遗产的非物质性。如史密斯所言，遗产是一种话语建构，不局限于空间和物质实体，事实上空间和物质实体可能仅仅是遗产话语的载体。物质实体的湮灭不必然对应着某项遗产的消失，这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尤其适用。中国的现代建筑与城市与古代传统建筑与城市看似截然不同，表面上看，这种现代化与西化无异，但深入分析，就不难发现其内在蕴藏的中国性是无法抹去的。例如，从四合院到单位大院，再到商品房小区，建筑形态和布局不断变化，但其向心性、围合性，以及由此带来的领域感、边界感、归属感是相似的。如果从更深层考察空间背后的社会关系，同样不难发现某种历史延续性——从古代到近现代到当代，纵使经历无数关键历史节点，也并未根本改变。然而，只有被改变的才有机会成为遗产，一成不变的往往难以被真正觉察。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跌宕起伏，改革从一开始就面临着重重阻力，在之后的时间中也时常受到质疑和挑战。

　　深圳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每次面对危机，总是首当其冲，涌现出许多观念和思想的争论。如同对城市的破坏与保护，正是在改革的危与机中，许多改革开放的精神遗产、思想遗产、观念遗产、知识遗产涌现出来。例如，蛇口工业区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曾引起广泛争议，影响巨大，也最为后人所珍视。其标语牌几经拆建，最初的真迹可能已经泯灭，但丝毫不影响其作为思想和观念遗产的价值。另外，日常生活的日新月异也产生了日常生活遗产，常常表现为对某种逝去生活方式的。深圳的这种非物质性遗产极其丰富，可能以老照片、生活物件、工业产品、文学作品、口述史等任何形式为载体。

　　在建筑与城市遗产领域，物质与非物质层面同样是相互交织的，特定的设计思想必须通过建筑空间和实体来体现，而特定的规划思想必须通过城市肌理和街巷空间格局来体现。传统的侧重建筑本体的遗产观念（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历史文化街区等）限制了改革开放遗产的内涵。建筑与城市空间中蕴藏着的非物质性遗产类型——设计遗产、规划遗产、知识遗产、精神遗产、思想和观念遗产，有待进一步挖掘和保护。例如建于1984年的南海酒店，深圳最早的五星级酒店，依山傍海，舒展大气，设计语言新颖独特，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理应成为深圳重要的建筑遗产，其中的设计巧思，例如从微波山直入酒店大堂的流线设计，体现了建筑与自然的巧妙融合，应当被视作重要的保护对象和要素。

　　深圳的早期建设片区，蛇口、华侨城、华强北等均体现了鲜明的规划意图和智慧，成为某种规划遗产。例如，蛇口的空间肌理因其独特的山海格局及不断填海造地过程而显得非常复杂，但如果了解蛇口规划，则不难看出其空间格局和演进逻辑：蛇口工业区早期规划以工业大道（现南海大道）为主干道，以微波山为中心，东北侧布局轻工业和生活区，西侧布局港口和重工业区，体现了依山就势、功能分区的规划理念和思路（图2）。而蛇口规划的可贵之处在于，蛇口从一开始就被规划为一个完整的滨海城区，而不仅是一个工业区。其规划借鉴了新加坡裕廊工业区，并在其基础上更加完善，发展出“前港、中区、后城”的产城一体发展理念——前、中、后既是空间关系，也是时间顺序。这一模式被招商局不断在国内外新城建设项目中复制。

　　新的改革开放遗产在城市更新进程中，不断被发掘出来。例如，南山区百校焕新计划重新发现了蛇口培训中心的遗产价值。蛇口培训中心此前已基本确定被拆除，为隔壁育才中学新建学生宿舍腾出空间。但建筑师在校园改造设计过程中，发现这座建筑气度不凡，似有来头（图3）。经建筑史学者进一步研究发现，这座建筑建于1986年，由建设部华森设计公司黄建才等建筑师设计，新颖独特，致敬贝聿铭、波特曼、阿尔托等现代建筑大师，堪称杰作，曾获建设部优秀设计二等奖，是深圳1980年代建筑所获最高级奖项。进一步研究发现，这座建筑在改革开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蛇口培训中心是中国第一所现代企业培训中心，为蛇口和深圳的改革开放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被誉为蛇口的“黄埔军校”。袁庚说，“这里是我们蛇口工业区的黄埔军校，是催生现代化管理人才的加温器，孙中山先生曾在黄埔军校门前写过‘不者不入此门’，我们这里是‘不改革者不入此门’。”在之后展开的保护行动中，蛇口的民间组织加入进来，因为这座建筑也承载着老蛇口人的集体记忆。最终在一次南山区政府组织的座谈会上，经过政府官员、专家、学校与蛇口民间代表之间的充分争辩和讨论，拆除蛇口培训中心的决定被区教育局正式收回，相应的改造方案研究随之启动。“混合论坛”在这次遗产保护行动中又一次发挥了关键作用。

　　无论城中村还是改革开放遗产，深圳的遗产在深圳语境下被讨论、被定义、被创造，毫无疑问具有深圳性。深圳遗产作为一个新的学术概念，凸现的恰是深圳性。而所谓深圳性，简单来说就是开放包容的价值观。

　　深圳呼唤一种新的遗产观。在批判遗产研究的视角下，深圳不仅不是遗产的荒漠，反而成为遗产的沃土。批判遗产研究最重要的启发是提出问题，而非提供答案：何为遗产？谁的遗产？如何保护？这其中最核心的或许是“谁”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传统的权威遗产话语中被长期压抑。遗产被官方定义，由专家操作，自下而上的声音以及平等参与的机会仍然缺乏。深圳正全面而迫切地梳理自己的文化遗产，这些遗产被打包成各式各样的文化主题——海防文化、民系文化、爱国主义文化、改革开放文化、创新文化……看似多元，实则都是自上而下的宏大叙事，而背后的许多相关人群并未真正发出声音。谁的遗产？这个谁，不能简单以国家或者城市来代替，而应该是具体的人——某个村的村民？某个社区的居民？或者某个职业群体？更多的人应该通过遗产的方式被看见、被代表、被认同，并获得表达的权利。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应当以更开放多元的方式来对待遗产问题。借鉴批判遗产研究，构建新的遗产观，不仅有助于推动遗产保护领域的创新实践，更有利于发挥遗产的真正价值，让遗产成为建设更美好社会的载体和工具。

　　世界建筑导报 NO.213 0 10 15 —— 关于深圳、深港双城双年展、城市建筑和身份认识的一点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