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欧洲教堂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研究：对遗产转型的批判性评价》，原文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20年10月刊，总第207期P43-54。微信版已略去文中所有注释、图片来源、参考文献等信息，正式版本以原文为准。

　　欧洲璀璨的建筑遗产，尤其是教和天主教教堂建筑，正处在功能逐渐退化甚至彻底消失的危险境地中。其主要原因在于西方教社会面临的社会变迁连带冲击了大众宗教知识、教会参与度以及圣召的数量。如今，很多西方国家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如何应对众多逐渐遭到弃用的教堂和修道院，以及如何解决随之而来的关于这些建筑的使用、维护、财务半岛综合体育官网、所有权分配和遗产保护的问题。本文是对濒危遗产的批判性评价。那些已经失去其原有用途的教堂建筑，未来将何去何从？谁来决定这些建筑该以何种方式，或被退役，或再利用，又或被拆除？是否还有其他的使用模式？遗产保护会对教堂的再利用产生什么影响？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在与冗余的教会建筑和适应性再利用的经验中学到了什么？笔者对教堂建筑的各种不尽相同的适应性再利用方式、不断变化的建筑遗产价值以及可能会在未来发挥作用并能引发中国读者思考的全新决策模式等问题作出回顾性思考。

　　在欧洲，大约有60万座包括教堂（church）、主教座堂（cathedral）、修道院（monastery）、寺庙（temple）、犹太会堂（synagogue）、清真寺 （mosque）等各种类型在内的宗教场所，其中的绝大多数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脉、珍贵的遗产价值以及丰富的艺术内涵。然而，这些璀璨的建筑遗产，尤其是教和天主教教堂建筑，正处在功能逐渐退化甚至彻底消失的危险境地中。自1960年代末期以及1970年代初期以来，教堂建筑的冗余问题开始在西欧和北美，在天主教会、英国圣公会、路德教会以及大多数其他教教派内同时显现。其主要原因在于西方教社会面临的社会变迁连带冲击了大众宗教知识、教会参与度以及圣召的数量。

　　半个多世纪以来，已存在数个世纪之久的教堂尝试着去适应不断变革的西方社会，然而教堂建筑的冗余问题正随着教会越来越衰弱的公众参与度与圣召数量的减少而逐渐显现。自2008年以来，该情况在来自三方面的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变得愈加严峻：维修成本上升导致的财务危机；由社会关系与媒体形式的变革共同导致的西方社会的认同危机；以及目前各个现存教堂内部的机构危机。如今，很多西方国家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如何应对众多逐渐遭到弃用的教堂和修道院，以及如何解决随之而来的关于这些建筑的使用、维护、财务、所有权分配和遗产保护的问题。

　　2018年，“欧洲文化遗产年”重点关注了三类“转型中的遗产”——宗教、工业和军事遗产，并强调了制定适应性再利用策略以及树立正面典型案例的必要性。2018年11月 23日，关于建筑遗产适应性再利用策略的《莱瓦顿宣言》通过，其主要具有以下意义 ：1）确立了建筑遗产的再利用对于文化、社会、环境和经济等领域的积极意义；2）推动建立了一个基于灵活性、公民参与、临时应用、优质采购、多学科协作、财政可行性以及良好的叙述性的智慧化进程；3）创造了建筑遗产与当代建筑的对话条件。在宣言通过的六天后即2018年11月29日，罗马天主教会在罗马组织了一次国际会议，在会议上正式承认了教堂的冗余问题，表示“时代的讯号邀请我们进行反省，并要求我们去适应”，并发布了关于教堂除役及进行适应性再利用开发的指导意见。

　　本文是基于笔者在罗马国际会议上所发表的演讲，该演讲题为“对濒危遗产的批判性评价：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在与冗余的教会建筑和适应性再利用的经验中学到了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笔者并不试图介绍具体的案例或展示某些有代表性的实践项目。有越来越多建筑杂志和网站开始以某种评价标准对“教堂的转变”项目进行刊载。更有趣的是，从1980年代以来便有专门的书籍和相关会议成果在国家或国际层面上发表。总之，这些出版物的出现推动了一个极其复杂且包含各种因素的评价体系的建立。这使笔者得以对教堂建筑的各种不尽相同的适应性再利用方式、不断变化的建筑遗产价值以及可能会在未来发挥作用并能引发中国读者思考的全新决策模式等问题作出回顾性思考。本文讨论的范围不包括那些目前仍然在履行其原有职能并持续进行礼仪使用的教堂或其他的礼拜场所（place of worship），也不包括针对隐修院或会院适应性再利用的特定案例。

　　那些已经失去其原有用途的教堂建筑，未来该何去何从？可能何去何从？又可以何去何从呢？因其对教会与世俗社会之间复杂关系的影响十分重大，这个问题已经远远超越了单纯的灵性问题，亦包含着法律、经济、社会、文化甚至等诸多层面。谁会成为这些冗余教堂的新拥有者？使用者和拥有者的权利和义务又是什么？谁来决定这些建筑该以何种方式，或被退役，或再利用，又或被拆除？是否还有其他的使用模式？遗产保护会对教堂的再利用产生什么影响？该如何对待可移动遗产？根据教会与其所在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会得到千差万别的答案。除此之外，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广泛探讨也可能形成十分多元甚至偏激的看法。

　　从建筑遗产保护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基于功能理论的角度对冗余的教堂建筑进行利用。一些人认为，那些已经失去原有功能的教堂可能被用于“不洁的用途”（如、赌场、酒吧等），或被其他宗教教派所占用（如福音派、伊斯兰教、佛教等），故应将其拆毁，而不是容忍其被亵渎。这类个别情况下的极端化和对立化的做法无助于我们客观平和地探讨这一问题。笔者致力于将关注的焦点置于教堂建筑遗产上，并提供对于教堂再开发的多种可能性。教堂建筑固然是一种极其珍贵的遗产形式，然而其广阔的未来前景需要我们以知识为基础的特殊照看。正如“宗教遗产的明天”组织（一个欧洲范围内由众多历史悠久的宗教场所组成的网络组织）的主席奥利维尔·德·罗汉-夏伯特（Olivier de Rohan-Chabot）所担心的那样，“各地的教堂是欧洲最大的博物馆，然而它们也是最易被忽视的遗产”。

　　▲比利时瓦夫尔（Wavre），巴斯瓦夫尔圣母学院（the Collège Notre-Dame，Basse-Wavre）（前）小堂，建于1913年，改建后拥有一个图书馆、多个教室以及一个多功能空间，设计单位为architects AR & A

　　我们很难全面统计那些已经在历史中消失的教堂及修道院的情况，然而那些尚且幸存的建筑数量仍然相当惊人：例如在德国，全国45000个堂区教堂（parish church）中，有大约15000个已不再使用。在加拿大魁北克省，已经有超过600座教堂重获生机，然而还有数百座正在等待被适应性再利用。不计其数的教堂因为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其保存状况令人担忧。

　　▲比利时布鲁塞尔，安德莱赫特（Anderlecht），圣弗朗西斯·泽维尔教堂（Saint Francis-Xavier’s church），建于1912—1915年，目前仅有侧堂在使用，教堂正厅被闲置

　　通常，只有当一座建筑或遗址消失或被搬迁时，人们才会察觉其重要性。因此，各地政府制定了各种用于保护文化古迹以及防止遗产遭受损失的法律法规。遗产建筑的保护类似于“封圣”，即昭告已死之人为圣人，并将其姓名列入被认可的圣人名单中。

　　历史古迹概念的诞生以及随后关于遗产观念的迅速发展，在天主教会和教圣公会中产生了一种非常“天主教”的态度，即将教堂里的石头赋予文物一般的价值。西方战后遗产保护运动的扩张主要得益于世俗社会的推动──比如法国大时期──公民社会主张保存遗产，将其作为一种文化的见证，并弱化其本来的宗教神圣意义，使得遗产不朽的神圣性因而包含了宗教的奉献。

　　当一座遗产建筑的价值得到证明后，它的利益属性便从私有变成了公有，游客们会像朝圣者一样慕名而来。因此，决定是否对其进行保护就变得至关重要。若想获得被保护的资格，文物的普遍利益必须得到相关法定评估标准的证明。遗产专家首先需要收集评估遗产价值所需的信息，而这些价值将会被包括真实性、完整性、稀有性等方面在内的评价标准进行评估。对（宗教）世界遗产突出的普世价值的评估流程也是如此。

　　作为“天主之家”，教堂因其神圣性及象征性而显得卓尔不群。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景观中，教堂作为社区的地标，皆在公共空间的塑造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对其遗产价值的评估也包含了不尽相同的互补面向。我们不仅需要关注建筑物及其室内空间，也要关注历史和空间脉络，以及非物质性的表达。

　　以这种系统化方法得出的研究结果说明了教堂建筑的多样性。几个世纪以来，这些建筑形成了所谓的“教堂地景”（landscape of churches）。大多数中世纪、文艺复兴、巴洛克以及古典主义风格的教堂是受到保护的古迹。然而由于19世纪和20世纪建造的教堂数量众多且历史较短，其遗产价值难以评估。在1960和1970年代，许多建于19 世纪的教堂都被拆除，其原址则被现代建筑所占据。如今，这些近现代的教堂也常常面临退役后被拆毁的威胁。一些国家会对那些建于战后的教堂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并基于科学的遗产评估方法理论，选择性地对其采取保护措施；然而在许多其他地区，对这些近现代遗产的保护仍然得不到普遍重视。这种选择性的保护措施也有经济上的原因，因为对保护建筑的维护、修缮等措施需要政府的补贴。由于2008年的全球经济及金融危机，所有国家的文化和遗产政策预算都被削减。因此，寻找其他资金来源这一需求就变得十分迫切，但如果不依靠科学的再利用计划，寻找新资金来源的行动将变得举步维艰。

　　一个教堂受到保护不代表它一定可以延续本来的宗教功能。受到保护的教堂依旧可能被关闭！例如在英格兰，“有将近1000个具有最高遗产价值并受到保护的宗教场所，已经被列入2016年英格兰濒危历史遗产名册中。”相反地，在对历史遗迹进行适应性再利用的探讨中，保护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再一次证明了使用价值对于建筑的重要性。在李格尔（Aloïs Riegl，1858—1905）论及“当代对历史遗迹之狂热”的起源和本质问题的著作中，其定义的五类遗产价值即包含了历史遗迹所具有的使用价值或实用性。根据文章中的理论，李格尔将价值分为两类：其一为“纪念价值”，它包含了古迹 的历史价值、纪念性；其二为综合考虑了艺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当前价值”。因此， 李格尔明确区分了其在艺术或美学价值上的精神维度，以及与功能性和日常使用价值相关的实用维度。除了那些主要在美学上有价值的遗迹外，使用价值是遗迹保护进程中的决定性因素。目前不仅仅是教堂，许多其他类型的建筑遗产——例如工业、农业和军事建筑——也已被转型并重新规划使用用途了。

　　▲比利时布鲁塞尔，布瓦福尔（Boistfort），圣休伯特教堂（Saint Hubert’s church），建于1911—1939年，目前正在寻找适应性再利用的可能

　　因此在理论上，对教堂建筑根据其具体情况进行有条件的适应性再利用是可能的，也是可取的。实际上，在过去，对教堂的再利用通常是基于纯粹的功能角度而考虑的。在16世纪宗教战争中，法国大之后，19世纪反教权国家中，抑或在二战后的中欧主义国家中，数以千计的教堂和修道院被退役或废弃。在没有考虑其遗产价值的情况下，这些教堂被重新作为仓库、谷仓、兵营、监狱、学校、医院、工业厂房等功能而继续使用。在大部分的情况下，这些教堂和修道院没有被拆除、建筑材料没有被售卖的唯一原因即是其在使用价值上的直接性及实用性。因此可以确信，欧洲有着悠久的宗教建筑再利用传统。其具体情况可以主要分为以下四种：

　　▲比利时让布卢（Gembloux），阿根廷（前）修道院教堂（former abbey church of Argenton），建于18世纪，两百多年以来一直被用作谷仓

　　以上的几种情况也可能混合出现，例如部分拆除或部分再利用。如今的一些教堂和修道院，之所以能被列为世界遗产，是因为它们对于再利用的示范性意义，例如罗马式建筑风格的丰特奈隐修院（Abbey of Fontenay）和圣弥额尔山上的建筑群（Mont-Saint-Michel），因其在19世纪时被用作造纸厂和监狱而得以幸存。两百多年来，许多教堂都获得了循环再利用的机会。

　　现代遗产意识起源于法国大时期，其最初的目的是阻止对（宗教）建筑及其内部艺术品的破坏。1793年10月24日，法国议会投票通过了现代第一部旨在保护建筑物和艺术品免遭“破坏”的遗产法。“普遍利益”和“民族艺术”是支撑这一法律的两点关键概念。该法律最初主要是将那些可移动的艺术品移置到公共博物馆内来保护，直到 1830年代才有专业的政府部门负责保存历史遗迹。

　　教堂建筑再利用案例的成功实施，部分得益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良好合作。要为教堂建筑找到一个合适的发展目标，不仅仅要依靠专家和圣职人员，亦应该尽可能考虑到教堂建筑对不同群体的不同意义。此外，基于“羊皮纸刮除重写”的概念，新的用途会为建筑添加新的含义，并回头影响这些群体。因此，为了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必须从一开始就让各个不同面向的利害相关者参与进来，以使不同群体的关切得到响应。目前一个广泛被采取的方法是设立一个非营利组织，负责为某座教堂建筑的未来出谋划策。届时，所有的利害相关者便可以在该项目上共同努力、筹集资金，并有可能在项目完成后对该项目实行共同的运营管理。这种复杂的合作模式已经在荷兰、魁北克、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等国家或地区相对成功地实施，并经受了长期的实践检验。

　　当然，教会在这一过程中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教会时而是业主，时而仅仅是教堂建筑的使用者，然而堂区教堂建筑总会受到当地国家法规或协议的明确限制。例如，在比利时，国家和教会的关系仍然受到1801年《拿破仑协约》的约束。每个堂区都有一个理事会，该理事会以市政府的名义拥有教堂的所有权，并为公共朝拜活动提供一切所需的物质支持。对于罗马天主教会来说，对教堂的世俗化使用是可以接受的，只要它不是“可耻的”，不有害于信友们的灵祉。对于天主教的堂区教堂来说，教区主教在决策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一方面，他致力于将几个世纪以来不可撼动的教强势传统转变为能够适应多元文化及多元宗教的社会，因为当教会努力寻求形象的改变时，空荡荡、关闭或陈旧的教堂必然不利于教会给世人留下正面的印象。而另一方面，考虑到当地的牧灵和教会问题，主教必须与地方政府共同努力，以寻求教会建筑的替代使用方式。

　　与新教教堂不同，天主教的教堂是专用建筑，因此教区主教在作出最终决定时不能违背教会的相关法规。一些主教会倾向于选择一种多种功能混合的再利用方式，以确保宗教使用能够在建筑的一（小）部分内被留存下来；而其他一些主教则主张“去神圣化”，彻底放弃教堂内原有的宗教因素。在混合用途的使用情况下，教会则希望教堂能成为融合世俗性及地方性的综合体，体现社会及地方风俗习惯的元素。

　　目前，对于空置或未被充分利用的教堂之再利用问题，由于价值取向不尽相同，其分化产生的结果也千差万别。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对教堂原有宗教用途保留或放弃的两种导向。

　　继续保持宗教性的用途，但转为新的使用主题[“重新定位”（reorientation）]，比方说灵骨教堂（columbarium church，德语Urnenkirche），或是其他新的礼仪用途实践。一座教堂也可以被相同宗教的不同团体拿来使用[“适应性再利用”（adaptive reuse）]，被几个不同的宗教团体共同使用[“共享”(shared use）、“同时共享”（simultaneous church）]，或者结合其他使用功能[“另类共享”（alternative co-use）]。教堂空间可以根据空间进行划分（“共享”），抑或按不同时段使用[“多功能”（polyvalent）]。

　　▲比利时布鲁塞尔，圣凯瑟琳教堂（Saint Catherine’s church），建于1854—1874年，目前被天主教和正教团体共同使用

　　将过去的教堂转变为用于单一的世俗用途：在这种情况下，该建筑应该获得一种全新的用途[“重新设计”（redesignation）、“循环再利用”（recycling）]，这对于天主教堂来说意味着去圣化。如此一来，根据教堂的所有权及可达性，在具体的情况下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其应用范围从私人用途到半公共用途，再到具有社会、文化和教育目的的公共用途都是可能的。

　　在那些对教堂再利用领域有着丰富经验的国家，一定程度上，已经可以对其作出批评性评价。将教堂空间划分为办公室或公寓这样的全面私有化做法似乎是最糟糕的解决办法之一，因为会导致教堂建筑原有的公共属性及空间特质的丧失。毕竟房地产市场追求的是二维平面上的使用效率，而教堂空间则主要是三维立体的。然而，办公室的案例也提出了一种根据教堂空间形态的使用可能性，也就是用透明的隔墙来分隔空间。另一方面，虽然活动大厅或运动场馆能够维持教堂内部空间的原始形态，但需要彻底清空其原有的内部设施以及装饰，以便容纳新的基础设施（卫生间、室、厨房等）。

　　▲荷兰乌特勒支（Utrecht），圣马丁教堂（Saint Martin’s church），建于1901年，1987年被改造成一栋拥有38套公寓的居住建筑

　　▲荷兰乌特勒支（Utrecht），圣马丁教堂（Saint Martin’s church），一套公寓的内部，可以看到原教堂正厅的拱券

　　▲荷兰阿姆斯特丹，Posthoorn教堂，建于1860—1863年，于1963年关闭，1987年被改造成办公室以及具有举办展览和音乐会能力的多功能空间，设计者为Van Stigt

　　▲比利时布鲁塞尔，斯哈尔贝克（Schaarbeek），女子学校小教堂（chapel of Our Lady school），被改造成一座体育馆

　　虽然以公共文化为目的的使用模式被认为是对教堂建筑最为尊重且合适的再利用策略，但这种模式也存在一定的难度。例如，博物馆对于安全、光线和微气候控制的需求，很难与教堂建筑所特有的大空间相协调。对于剧院、音乐厅和文化中心这样的功能，除了需要新增一系列的附加设备，包括舞台布景、空调、座椅、休息室、自助餐厅以及供公众使用的卫生间，还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改造。而设计一个全新的建筑通常比对教堂进行再利用成本更低，且更加高效。将教堂建筑改造为图书馆往往因其较小的预期客流量而得到最为广泛的应用。然而，对于具有大空间且气密性较差的教堂建筑，供暖或降温都将会大大提高其使用成本。在大多数情况下，教堂内的家具也会成为一个阻碍因素：中堂（nave）的长椅、唱经席（choir）的祭台、祭台栏杆（communion rails）、告解室（confessional）以及讲道台（preaching chair），这些家具都必须被转移到建筑物内的其他地方，抑或整体迁至别处。

　　▲法国科尔马（Colmar），一座建于1262—1269年的小教堂，从1849年起，被用作恩特林登博物馆（Unterlinden Museum）的展厅，直至今日

　　对教堂的综合性再利用以及共享使用的方式，似乎比单一功能的再利用在可持续性上表现出了更强的生命力。当单一功能的再利用模式在经济上无利可图时，这座建筑的使用权就会再次流入市场，其价值和吸引力则会由于教堂的空置而愈来愈低，从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这与商业店铺相类似。在经历连续的变故后，教堂内部原本的东西将荡然无存，其本身会变得破烂不堪从而最终无法逃脱被拆除的命运。相反，当一座教堂被几类（私人和/或公共）群体共同使用并整合了不同的功能业态时，建筑被整体空置的可能性则会变得小很多。因此，在方法上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对相关教堂的空间形态及结构体系进行全面彻底的分析，以便通过将教堂划分为更小的且可使用的空间或区域，从而找到与其空间和结构相对应的最佳空间再分配方式。当一座教堂被多种功能业态所共享时，其不同的使用者们最好能遵照一部“协议”，以便遵守共同的建筑使用准则，并尊重包括其遗产属性在内的建造精神。

　　▲荷兰蒂尔堡（Tilburg）、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斯哈尔贝克（Schaarbeek）、荷兰阿姆斯特丹、英国伦敦和加拿大魁北克，按空间形态划分教堂的实例

　　组建一个可以对教堂建筑提出具有不同特质及潜力的规划方案的多学科团队，这是极其重要的一点。遗产顾问、历史学、建筑考古学、建筑学以及工程学等领域的专家可以根据他们的丰富经验来决定哪些调查研究是必要的，以便评估这些教堂所具有的遗产价值。一旦其遗产价值得到了确认，专家们便成为这些价值的最佳捍卫者，并可以在类似项目中根据其丰富的经验来寻找合适的替代性用途。各国的遗产管理部门也正在开发相关的网站并编写手册，以便为教堂的关闭提供可参考的流程。

　　除了教堂在建筑、城市以及历史等领域的价值外，其现存的用途和价值也必须被考虑在内。换句话说，教堂对如今的社会还有什么意义？主观上，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身对教堂的使用方式或个人经验，赋予教堂某种价值。而对于那些并不实际使用教堂的人，这座建筑则通常包含着一种象征意义。在西方国家，教堂和尖塔（tower）象征着其周边城镇或村庄小区的身份认同。这种集体记忆，意味着教堂就算仅剩下建筑物存在着，对于周边小区来说仍然是极其珍贵的财产。出于以上考虑，如何让当地小区参与教堂的再利用进程就变得意义重大，且刻不容缓。

　　▲德国柏林，圣十字教堂（Holy Cross church），建于1885—1888年，目前被划分为几个具有不同功能的部分，包括宗教功能

　　▲荷兰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前）修道院教堂，建于1708年，1797年被关闭，之后被再利用作军营和博物馆，目前用作马斯特里赫特大学（Maastricht University）的学生中心

　　由于经济的持续低迷以及长期缺乏资源和远见，无论政府还是教会，都无法彻底解决教堂的再利用问题。只有在具有全球视野的背景下，教会、国家以及公众之间紧密合作才可以使该问题逐渐得到解决。因此，比利时境内的一个名为“弗拉芒堂区教堂的未来”的计划便显得十分独特。弗拉芒政府于2011年将堂区教堂的使用及经费筹措问题列入议事日程。这也促使教会方面、教堂理事会、市政当局、遗产机构、众多地方团体的代表及弗拉芒区国家建筑师等得以首次共同商讨这一议题。其目的是为未来提出愿景，尤其是其提出的“堂区计划”将决定哪些教堂将维持原功能（作为崇拜对象使用），又有哪些教堂可能全部或部分退役并被再利用。这一愿景对教堂理事会和市政当局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部分原因是它将为今后对教堂建筑的资金补贴、建筑维护以及遗产修复方案制定一个框架。另外，有关为弗兰德斯地区的教会建筑遗产培养相关专业知识技能的任务，弗拉芒大区政府则委托给了宗教艺术和文化中心（CRKC）。与此同时，弗拉芒大区内的五个教区亦正在制定起草相关的管理方法及政策计划，挑选合适的教堂，并与教堂理事会沟通，提出针对增加教堂建筑价值及其替代使用方案的指南。另外同样是在弗拉芒大区，鲁汶大学于1976年成立了“宗教、文化和社会文献研究中心”（KADOC）。该中心因收藏有可绵延长达35公里的比利时天主教修会团体与徒社群图书及文史数据，而成为另一个圣地。有趣的是，CRKC和KADOC两个组织都位于被再利用的宗教建筑中[前诺伯丁会隐修院（Norbertine abbey）和前方济会院（Franciscan monastery）]。

　　综上所述，每个教堂关闭的案例都是独特的，且需要差别化的不同对待。教堂的关闭促使民众愿意行动并参与进来，因为那是“他们的教堂”，对民众具有独特且常常是情感上的意义。这些参与的模式与全形态的遗产意识或“遗产化”有关，其处于一种自下而上的，使新型社交网络媒介得到更广泛应用的动态中。这些模式也为传统的专家、教会、政府自上而下的决策模式提供了具替代性且强有力的补充。“遗产化”（英语 heritagisation/法语patrimonialisation/意大利语patrimonializzazione/荷兰语 erfgoedwording）或“遗产制造”（heritagemaking）是指一栋建筑、一处遗址、一件物品或其他无形的东西逐渐被视为遗产的过程。教堂建筑遗产化的基础，是宗教的神圣灵性价值转移至遗产的文化价值，事实上此二者不是对立关系，而是部分重叠且互补的。然而，宗教和世俗的划分，似乎成为教堂建筑获得广泛社会支持以便能在这个去信仰的世界里存续所需的条件。这既适用于受到保护的建筑，也适用于那些没有受到保护的建筑。

　　▲意大利威尼斯，圣毛里齐奥教堂（church of San Maurizio），建于1795—1819年，目前作为音乐博物馆使用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建筑遗产和教堂视为“公有的”，即所有社会成员都可以享用其蕴涵的丰富文化资源，从而使民众根据其非私有制为基础的新治理机制而广泛受益。在过去的十年中，出现了许多旨在保护宗教可移动或不可移动遗产的非政府组织（NGO）和非营利组织（NPO）。这些组织的架构形式、具体目标、资源、成员概况等情况非常多样化，包括了由关心特定教堂的人所组成的小型协会、同时拥有数十个教堂的信托基金、专门从事募款活动的慈善机构、区域性协会、教会内部的遗产网络组织以及由政府资助的协会，等等。2011年，一个名为“宗教遗产的未来，欧洲历史性宗教场所网络组织”（FRH，Future for Religious Heritage， the European network for historic places of worship）的国际网络组织成立，其宗旨是“促进、鼓励和支持对宗教场所本身及其历史的保护、维护、价值评定及利用的举措”。FRH 是欧洲唯一一个由慈善机构、政府部门、宗教组织和学术部门共同组成的网络组织，致力于保护整个欧洲范围内的可移动及不可移动宗教遗产。该非营利组织对所有人和所有宗教开放，并受到欧洲各国的联合资助。FRH建立的最初目的是为当地各个协会之间的合作创造条件，并为与欧盟的交流合作提供渠道。其后在2017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辖下的国际文化纪念物与历史场所委员会（ICOMOS）也为“宗教和礼仪场所”成立了一个新的科学委员会──PRERICO（Scientific Committee for Places of Religion and Ritual）。

　　毫无疑问，未来几年对教堂的替代使用、共享使用和适应性再利用等问题的重视程度，在西欧和北美将大幅提高。多亏了这种自下而上的动员机制、遗产化以及其所做的革新，教堂建筑以及其他的宗教遗产将在遗产事务中占有一席之地。宗教遗产是 2018欧洲文化遗产年（EYCH）的中心议题之一，其在提高人们对该问题的认知方面起到了促进作用，而对此的探索也必将在未来显得愈加重要。基于目前已取得的阶段性成就，可以得出以下五点推论：

　　1. 拆除具有珍贵的象征意义和文化价值的教堂建筑，始终是对人类遗产以及社会认同的重大不可逆损失。

　　2. 许多目前被认为具有遗产价值的（前）宗教场所，其之所以得以保存至今，是因为曾经得到了被再利用的机会。

　　3. 对包括教堂建筑在内的建筑物进行适应性再利用一直是西方的传统。如今，该问题则在遗产意识和可持续发展等新挑战的刺激下被重新启动。

　　▲比利时阿尔斯霍特（Aarschot），（前）医院礼拜堂（former hospital chapel）， 建于1905年，目前被当作社区中心使用

　　5. 针对冗余的教堂建筑，包括宗教使用在内的替代使用、共享使用以及多功能适应性再利用，在地方层面上，往往是更有发展前景的再利用模式。这些模式的应用使当地民众得以参与，并预示着操作方法及认知观念的改变。这也是宗教和遗产领域所要面临的挑战，并对建设一个更加包容多元的社会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本文节选自《欧洲教堂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研究：对遗产转型的批判性评价》，原文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20年10月刊，总第207期P43-54。微信版已略去文中所有注释、图片来源、参考文献等信息，正式版本以原文为准。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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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名中国医疗器械公司高管赴菲律宾工作时，遭遇绑架并被撕票案件有了新进展。9月23日，知情人告诉红星新闻，死者家属刚刚从菲律宾警方处得到消息，将两名受害者骗至菲律宾实施绑架的“李娜”于22日在韩国首尔落网，接下来将引渡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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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蛇听得多了，但你听说过因为吃蛇变成“蛇人”的吗?2003年，在辽宁的一个偏远山村，村民韩永波吃了蛇肉后，竟然大变“蛇人”。

　　近数月，疯涨的金价再一次吸引了老百姓的目光，有些人选择将手中的金钱转变为金子，求一个心安，而有的则是处在观望之中。作为天然的危险避风港，黄金储备在国际上也发挥着巨大的优势，然而各个国家黄金储备量差距却是非常大的。